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减速期，需以城乡融合重构城乡关系

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，该如何应对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“千年之变”？又要怎样破局农民工“年老回村”的城镇化模式？中国城镇化转型的方向在哪里？

5月28日，在《国际城市规划》编委会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的“2022国际城市规划比较论坛——人口收缩背景下村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”上，多位专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。

“有朋友跟我争论说，把城镇化率继续提高到80%、90%，整个中国的乡村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是说城镇化率越高，乡村问题就没有了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表示，从乡镇到城市的转型过程中，城镇化率在快速提高以后进程会放慢，会出现从城到村之间的过渡与融合形态。

刘守英表示，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%，按规律与趋势分析应该已经进入到城乡融合阶段，但实际上城乡很难融合，原因是过去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城乡失衡，主要表现是城乡差距过大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，中国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全面减速的新时期，他指出，在“十四五”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，但推进速度会逐渐放慢。他预计，2020-2035年，中国城镇化速度将下降到年均提升0.70个百分点左右。

中国乡村正经历“千年之变”

谈及当下中国乡村的境况，刘守英表示中国乡村正在经历“千年之变”：“当下的乡村明显不是传统乡村的破败和内卷，也不是集体化时期的整体无效率和贫困，而是大历史转型下乡村系统的功能失衡和失去活力。”

刘守英表示，乡村整体进步了，源于农民的出村。当下的农村与农民物质状况明显好转，收入增加，寿命延长，住房改善，公共基础设施也有了明显进步。但与此同时，乡村系统现在面临着从乡到城的转型，在大的历史格局下，整个乡村系统的“人”“地”“村”“业”已经处于了失衡状态。

对于当前乡村的整体图景，刘守英作出了四点归纳：

第一，年轻人出村进城的大势不改。

第二，农业本身越来越单一，回报越来越低，年轻人越不搞农业，外来因素越不会进乡村。

第三，农民无法落城，乡村成为归宿。老人留村。农民积累的资本用于农村盖房。

第四，村庄的局面：没有人气。没有竞争力的业。占了农民全部积蓄但闲置的房子。利用效率低下的地。没有发展的村。

而这些问题，源于中国上一轮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的城镇化模式。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，没有支付农民城镇化的成本，也没有承担农民工进城的城镇化的成本。乡村支付了这些成本，同时也出现了这套城镇化模式带来的问题。

需以城乡融合重构城乡关系

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城乡融合进行调查研究后，刘守英认为，一定要改变农民工“年老回村”的城镇化模式，而城乡融合将是破局回村城镇化的路径，需要以城乡融合重构城乡关系。

刘守英表示，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看，我国人户分离的情况在加剧，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城市群、都市圈聚集的态势似乎不可逆转，人口继续在跨省流动和省内迁移，且省内流动更快，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加快回流，但县城人口增长缓慢。

为此，他建议要实施以土地为核心的要素配置改革，实行以都市圈为尺度的土地功能和空间配置，改变以行政指标来配置土地的现行方式，统一土地的权利体系，统一土地市场。

“乡村的土地需要筹划，乡村土地最大的问题是支离破碎，需要从国土层面对乡村土地进行筹划和重新规整。”刘守英表示，中国是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，不可能靠大规模扩大土地供应来解决农业的规模和现代化问题，而应该提高单位的土地回报，提高土地产出。

刘守英还表示，要推动人、地、村的重构，让部分出村的人回来，让搞农业的企业家进来，把喜欢乡村生活方式的人、对乡村有想法的人吸引进来，对传统农业的人力资本进行改造和利用。

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全面减速新时期

2021年末，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4.72%，比上年提高了0.83个百分点，城镇化增速已明显减缓。魏后凯对此分析道，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全面减速新时期，长达20年的城镇化超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了。

魏后凯表示，根据城镇化S型曲线的研究模型，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在30%之前是初期的起步发展阶段，一旦跨过30%，到50%~60%之间会呈现加速状态，而随后到70%之前的阶段会呈现减速状态，在超越70%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。

“在城镇化率超过30%的拐点以后，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一个超高速推进的时期。”魏后凯表示，1996-2017年，我国处在超高速增长时期，22年间，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.42个百分点，这也对资源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。而目前，我国的城镇化率超过64%，已进入了减速阶段。

对于减速期中国城镇化的转型方向，魏后凯给出了三点建议：

第一，从高速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城镇化。坚持以人为核心，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，加快城镇化战略转型，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。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关键在市民化。

第二，从注重异地城镇化转向注重就地就近城镇化。此前异地城镇化造成了大量产业与就业岗位的不匹配，很多地区缺乏产业支持，就业岗位不足，导致外出农民工占比、跨省务工占比长期高企。

第三，从注重地级以上城市发展转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。相比于一般建制镇，县城具有较好的基础。同时，县城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和桥梁。县城作为县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，既是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，也是县域综合服务中心和治理控制中心，在县域城乡发展中将发挥着枢纽作用和统领作用。